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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斯言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的表露。
尼赫鲁断言，中国的领土要求是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其后果如何。这样，每一个印度人都很难对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印度的自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与政府唱对台戏，那将成为全印度的罪人。同样，这种表态也把尼赫鲁自己的退路堵死了，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政策，否则将在民众面前失去威信，这样，尼赫鲁实际上把自己推向了自己政策的反面。印度军队奉命尽力向前推进，首先侵占了郎久，而后再推进到马及墩南侧，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５日，中印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界冲突。冲突发生后，尼赫鲁尚能冷静地处理此事，认为郎久的所有权可能有两种看法。但尼赫鲁的态度在印度遭到猛烈的抨击。一些报纸指责尼赫鲁的领导“姑息养奸”，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加入反对中国的军事集团。为了回击反对派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到足以应付任何挑战。”几天之后，他又向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发出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尼赫鲁声称中国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１１月，他在议会多次谈到了边界战争，向议员们保证，印度军队已经作好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发生一场战争是可能的，而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取胜。他还向印度议员保证，他将立即向议会公开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往的外交文件，从而把处理外交事务的大权向议会拱手相让。当然，把边界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印度议会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尼赫鲁在最初制定对华政策时并没有受到议会的牵制，议会并没有强迫他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反而是尼赫鲁利用了公众情绪来推动他的对华政策，如同一部汽车的控制装置已经按尼赫鲁的心意装配完毕，尼赫鲁并没有试图去改变汽车行驶的方向。
◆唇枪舌剑的外交战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空喀山口冲突后，中印双方开始了一场以外交换文为主的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尼赫鲁坚持只能会晤、不能谈判的立场，从而为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关死了大门。
１１月７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议为避免冲突，两国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停止巡逻，开始边界谈判。考虑到尼赫鲁正在为世界和平奔走，尼赫鲁本人也一直主张解决国际争端要通过和平途径，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世界各国(印度除外)都认为印度会接受中国的建议，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之前，尼赫鲁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公然拒绝谈判，则会在世人面前暴露出尼赫鲁政府的真实面目，这对印度作为国际冲突仲裁人的形象不利。因此，尼赫鲁绞尽脑汁，玩弄字眼，做起了文字游戏。
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即目前（提出建议时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存在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东线以麦克马洪线为界，西线以阿克赛钦为界。印度也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但他们的现状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也即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前的状况。根据这个建议，中国将不得不退出阿克赛钦，面积约２万平方英里，新藏公路将不复存在；而印度在西段只需要退出一个哨所，方圆５０平方英里，而在东线将占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地区，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的。此外，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地区的前途进行讨论。”他甚至提出，即使是讨论边界走向，也必须以中国从西段单方面撤退为前提。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合情合理”，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但反对派觉得尼赫鲁的胃口还是不大，指责政府急于同中国谈判，“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这等于“鼓励侵略”。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完全接受印度的建议，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可以谈判，“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领土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主张同尼赫鲁的主张实际上并无二致，尼赫鲁哭笑不得，只好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解释，在他的辞典里，“谈判”和“会谈”有根本区别。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赫鲁玩弄辞藻的手法。
他说：“谈判和会谈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便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谈判”一词按辞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的会谈”，而尼赫鲁则认为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的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的讨论”。这两种涵义的区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实际上只有尼赫鲁自己理解，包括印度人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理解，以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受了这种委屈，尼赫鲁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中国及其他各国政府，则注定无法理解尼赫鲁的立场。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坚决主张谈判的立场，一面又重申印度的边界不容谈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没有理解尼赫鲁真实含义的记者穷追不舍，终于弄清了尼赫鲁的真实含义。他问：“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不容谈判？”尼赫鲁回答：“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辞典出现了混乱，马上补上一句：“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边界问题可以会谈，通过会谈探明中国的意图，但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印度的边界主张。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结果，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印度是主张谈判的，而中国是不妥协的。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信中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的建议进行了驳斥。周恩来指出，把西段边界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界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一样，是很清楚的。印度的方案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似乎是平等的，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撤出３．３万多平方公里，而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系西藏和新疆的交通命脉。周恩来反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己见，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界？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后撤，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撤出它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回到中国主张线以南。周恩来建议在１２月２６日举行高级会谈，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之中的危险。如果尼赫鲁觉得准备时间不够，印度可以另提时间，地点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如果印度觉得在中国会谈不方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但尼赫鲁粗暴地、冷淡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外交斗争陷入僵局。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向印度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两国总理举行高级会谈，为双方今后的讨论和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指导和基础。备忘录表示，中国为了答复不公正的指责，不得不进行若干争论，但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目的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果，备忘录最后重申中国政府的愿望：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印度政府觉得，再拒绝中国的建议将使印度在外交上被动。因此，１９６０年１月底，印度政府决定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种途径”。印度舆论大哗。反对党议员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米努•马萨尼把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们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尼赫鲁不得不再次卖弄他的语言学知识，会晤不是谈判，但这种解释连印度人自己也不相信，以至于印度议会占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会晤与谈判的区别。最后，反对党决定在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组织“不投降周”，在新德里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示威游行，让中国代表团觉得呆不下去。最后，尼赫鲁使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访印前一天结束，并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中国代表团抵印前两天，人民同盟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者打出“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标语。印度的民族虚荣心再度作祟，谈判成功将被视为印度丢脸的失败，只有谈判失败才是印度的成功。一家小报的社论写道：如果会谈取得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信，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如果会谈失败，“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舆论是希望政府不要谋求解决，只有极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访问凶多吉少，注定不会有多少效果。
４月１９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冷冷清清的欢迎场面令人寒心，与周恩来前几次访印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外交使团外，就是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为了表示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尼赫鲁有意准备了用印地文拟就的讲话稿。周恩来仍然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来的，对印方的冷淡并不介意。
在６天的会谈中，两国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实际上是把过去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为了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印度政府有意安排中国客人与各个内阁成员晤谈，大家按统一的口径向中国表达了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仍然愿意接受，但必须根据有取有予的原则，即印度在西段作出同样的让步，这种让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前线哨所相距很远。在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拉德尔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指出：“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以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中国根据这个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同缅甸的边界问题，以为印度也会同样接受中国的主张。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到达印度前，印度政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尼赫鲁在会议结束时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指阿克赛钦)给他们，我们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在印度看来，边界问题根本不能用来交换，麦克马洪线不是非法的，不容讨论。解决争端的前提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因此，周恩来善意的主张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印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说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有损国家领土的完整”。这就如同一个强盗在抢劫得手后，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赃物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被抢者反而成了强盗。
既然印度不愿意达成原则协议，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冲突。中国代表团建议，双方维持边界问题现状，停止边界巡逻。但这个问题印度也不答应，因为双方对“现状”的理解有偏差，且尼赫鲁已经许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情”。因此，印度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中国单方面承诺、放弃对西段的巡逻，印度则保留自己“收复失地”的权利。但如果就这么赤裸裸地向中国提出，尼赫鲁也觉得不太妥当，这会被看作是公开的威胁，中国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此，尼赫鲁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实际上，要对“停止巡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困难，但如果真正这么做了，印度怎能利用定义的模糊来自行其事呢？怎么能在冲突发生后把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呢？结果，由于印度的反对，公报关于“停止巡逻”作了这样的表述：“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意味着，当印军开进中国边境一侧时，他们将不主动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离开印度前，中国代表团自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周恩来在会上归纳了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但尼赫鲁刚从机场回到议会，就向议员们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歪曲的分析。分析中，尼赫鲁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同意在边界各段停止巡逻的说法，印方人员完全可以在争议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高级会谈失败，中国代表团已经弄清楚印度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再认为以前的冲突是由双方的误解造成的。谈判的大门彻底关死，中印边界问题如何解决？尼赫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继续前进。他说：“当大门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像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尼赫鲁不愿做老太婆，他就操起了刀，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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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进言 更新日期：2016-0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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